

▲错金银狩猎纹镜局部。 (作者供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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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马于4000年前传入我国西北,到商代风行于中原,便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重要家畜,不仅名列“六畜”之首,还成为十二生肖的一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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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南海墨
责任编辑|辛省志
每当说起中国古代的战马和骑兵,人们常常第一时间想起,公元前306年(战国末年)赵武灵王发起的“胡服骑射”改革,并认为这是骑马引入中原的开始。然而,赵国非但不是列国中最早推行骑兵的,反而是最后一个。
这一点,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时,自己就明确说了:
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,与齐、中山同之,无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、上党,东有燕、东胡之境,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,今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无舟楫之用,夹水居之民,将何以守河、薄洛之水;变服骑射,以备燕、三胡、秦、韩之边。
意思是说,齐、中山两国有水军,秦、燕、韩三国和胡人有骑兵。而与其接壤的赵国却两样都没有,所以要组建水军和骑兵来加强边防——这也是为什么只听说赵国胡服骑射,其他列国却没有类似的军事改革。因为中原各国早就有骑兵了,没必要再改一遍。而赵国这次改革效果也不大,之后依然被列国压着打;但也不是完全没效果,改革后赵军对胡地大规模用兵,还灭掉了白狄建立的中山国。
史书之外,各种出土文物也清晰记录了中原地区的骑兵,年代普遍在赵武灵王之前:比如齐国出土了大量绘有骑兵纹样的瓦当,年代早至战国初期;秦国出土的骑兵骨雕,甚至在春秋初期;就连水系发达的华南,著名的湖北曾侯乙墓(曾侯乙生活在约公元前5世纪)所出竹简,也大量记录了战马佩鞍用作骑乘。
而这些反映骑兵的文物中,最精美的要数错金银狩猎纹镜——1928年出土于洛阳金村大墓(疑为东周王陵),年代在公元前6—5世纪,远早于赵武灵王。铜镜上绘有骑马戴鹖冠的武士,持剑与老虎搏斗——鹖冠是两侧插羽毛的一种武士冠,后世文献称其始于赵国胡服骑射改革。然而这件文物证实,早在东周前期,鹖冠就已经是周天子王畿地区的武官首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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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车西来?马和车或许是分开的
再往前追溯,骑马在中原的出现还要早于周代——殷墟小仓墓葬群中,就发现了人马合葬的骑士墓。而甲骨文中也严格区分“车马”和“人马”,现代学者认为前者指马拉战车,而后者是一人一马的“散骑”——之所以不直接称为骑兵,是因为从甲骨文来看,“车马”和“人马”似乎有着职能分工:“车马”多用于大规模战争,而“人马”多用于打猎和侦察。由此推测,商朝虽然已有骑马,但并非战场主力。
这倒是不奇怪,当时整个亚欧大陆,都出现了骑马的证据(如同时期的古希腊迈锡尼文明出土有骑马雕塑),但似乎都是游戏、打猎和侦察用途,没有后世那种所向披靡的重装骑兵。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马鞍结构原始,稳固性较差,马镫也还没有发明。所以人骑在马上不仅颠簸难受,打斗时还很难维持平衡,容易坠落。要等高桥马鞍和马镫普及后,骑马的舒适度和稳固性大大提高,才让重装骑兵冲锋流行开来。因此商朝虽然出土了大量战马遗骨,但主要的用途仍是牵拉战车而非骑乘。
说到商代马拉战车,又不得不提一场著名的口水仗了,那就是“马车西来之争”:目前所见的商代马车,大致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突然出现,出土地点集中在南流黄河两岸以及殷墟。而在商代之前,中国北方并未出土过车马坑,完整的马车更是绝无仅有。而黑海、里海一带的欧亚草原,则出土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马拉战车,显著早于商朝。
一派学者据此提出,马拉战车是在公元前13世纪从中亚草原传入,并非中国本土技术;另一派学者则针锋相对,指出殷墟战车的结构与草原战车并不相似,甚至连挽具位置都截然不同。且公元前2000年前的中国西北也同样出土了家马骨骼,只是数量较少。完整的马车虽未出土,但同时期的二里头遗址,却出土了明确的车辙印。因此马车应当是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技术,只是中原气候不利于文物保存,更早的战车都已腐烂。
笔者倒是认为,这个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——完全有可能马是从草原传来,但车和挽具是本土技术。二里头发现了车辙印,却没有发现马,或许夏朝人是用牛或其他力畜拉车。即便不用牲口,人力车直到如今也并不罕见。在此过程中,中原地区的造车技术不断进步。到公元前13世纪,商朝直接从草原或间接从西北引入马匹,二者立刻组合成强大的战争机器,为商王朝的赫赫武功立下了“汗马功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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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三千年的“马尾小辫”
自从马于4000年前传入我国西北,到商代风行于中原,便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重要家畜,不仅名列“六畜”之首,还成为十二生肖的一员。与马有关的成语和典故,诸如伯乐相马、田忌赛马、塞翁失马、老马识途、指鹿为马……更是不可胜数,大家早已耳熟能详。
因此笔者想要另辟蹊径,和大家聊一个常被忽视的小细节,那就是战马的尾巴。比如著名的唐三彩陶器,经常以马为主题。如果你喜欢欣赏唐三彩,可能早就注意到,唐代的马尾巴好像都打了结,有的甚至是一个短小的辫子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尾巴,却都是长长的一大把,非常松散。难道唐人的马匹品种,和今天不一样?
当然不是,这是唐朝人故意捆扎甚至修剪马尾的结果,而且背后有着古老的历史传统。根据《左传》记载,鲁成公二年六月十七日,齐晋两军在鞌地交战。齐侯轻敌说:我姑且消灭晋军再吃早饭!(成语“灭此朝食”就出自这里)。于是齐军主动出击,“不介马而驰之”,被晋军揍得惨不忍睹……

因此,把战马的尾巴束起来,成了一个流传久远的习俗。如果你去看秦陵兵马俑,就会发现马尾巴都是绑起来的,而且凡是战车挽马,都高挽成结;凡是骑兵乘马,都扎成辫子。陵西出土的铜马车更特别,不但马尾挽成结,而且用长带束住马尾 ,系在马胸前挽索上;还有著名的东汉表情包“铜奔马”(旧称马踏飞燕),尾巴也是扎束起来的,末端打的结都清晰可见。
这一传统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明朝,直到清初才突然中断。原因大概是清廷禁止汉人养马(马球在中国的突然消亡也是因此),而满人又没有介马的习惯。清准战争时,清兵见到准噶尔人(属于厄鲁特部)把战马的尾巴用细绳绑住,还觉得很可笑,给厄鲁特人起了个绰号来挖苦:“断了尾巴的厄鲁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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